今年6月,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《光明日報》發表文章,稱在青海扎陵湖北岸發現秦始皇遣使“采藥昆侖”的石刻,消息一出便引發學界與公眾的廣泛討論。這場圍繞石刻真實性的論辯,本身已超越事件本身,成為觀察學術生態、知識傳播與歷史研究方法的絕佳樣本。筆者僅從論辯帶來的啟示出發,結合20世紀60年代震動學界的“蘭亭論辯”,或許更能觸摸到中國學術史上“以辯求真”的精神脈絡與思想碰撞的深層價值。
論辯的首要意義,在于印證了“真理越辯越明”的樸素規律,這一點在“蘭亭論辯”與“昆侖石刻”論辯中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呼應。20世紀60年代,圍繞《蘭亭序》是否為王羲之所作,郭沫若與高二適等學者展開激烈爭鳴:郭沫若以南京出土的東晉《王興之、謝鯤墓志》等石刻字體古拙為據,推斷《蘭亭序》筆法流麗、結體靈動,不符合東晉早期書風,疑為后人偽作;高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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